我以前在报社上过七八年的班，也算是一个前媒体人。在这场疫情中，我很少对前同行们的行为提出批评，哪怕网上骂声如潮的时候，我也忍住了。

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知道媒体人生存的不易，也可能是我觉得大家骂“傻波一媒体人”的时候血会溅到我自己身上，所以我都在试图尽最大的努力去说服自己理解他们，能理解的要理解，不能理解的创造条件也要理解。

比如说稿件是通报“传谣者的”，我就在想，万一人家的内参写的不一样呢，我又没看见，不能冤枉人家；

比如说人家两个月发稿近篇，我就在想，万一人家的考核机制不一样，不同平台发稿子可以累加，其实没这么多呢，只是被误解了；

比如说人家腆着脸上去领奖，我又在想，万一人家觉得这是单位荣誉，不去的话就给单位造成损失也不好给领导交代呢……

总而言之，作为一个前同行，我已经把所有能想到的极端情况都想过一遍了。

但是今天我看到一篇报道，从早上到现在，翻来覆去换了很多种姿势，都没理解得了。

这条新闻的标题是《为了个老外的安康》，上了年纪的朋友都知道，这一个标题套用了上世纪60年代那篇著名通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

这篇《为了个老外的安康》的报道，主要讲诉的是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的工作人员，如何在疫情隔离期间为居住在这里的外国人服务的“先进经验”和“感人故事”。具体的措施包括这些：

有个老外每天要吃新鲜面包，不愿意囤货，一次只买4片，于是街道每天给他们送上门；

有个年轻老外喜欢网购，街道曾经一天帮他送了20多趟快递；

有个老外买了大件物品，没有电梯，街道派了两个人为他抬到了四楼的家里；

有个老外要喝桶装纯净水，一次买了四大桶，街道就帮他一桶一桶地从小区门口扛到楼上；

有的老外家乡疫情严重，街道帮他们采购口罩等物资，还帮他们寄回国外老家……

最后的总结陈词是这样的：累计名老外享受到了包保服务，一户一个工作组对口服务。

这是一篇公开报道，网上可以搜，不嫌麻烦的朋友可以去看看，我有没有断章取义甚至胡编乱造。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样的报道是什么样的感想，但是对于我来说，假如我是当事人，我完全可以保证我能做到以下的“三不”原则：

如果我是街道负责人，我不会制定这样的措施；

如果是我社区志愿者，我不会提供这样的服务；

如果我是报社的记者，我不会采写这样的报道。

原因很简单，这是对南京市民、对所有在疫情期间生活遭遇了极大不便的同胞们的不尊重。

我想请街道和媒体的朋友们仔细思考这样的问题：

我们本国的公民，在隔离期间享受到了“一户一个工作组”的待遇了吗？

我们本国的公民，在隔离期间如果要求每天送新鲜面包片上门，你们愿意执行吗？

我们本国的公民，要是一天要你们送20多趟快递，你们还能愉快地帮忙吗？

我们本国的公民，要求给老家的亲人寄口罩，你们会帮忙采购吗？

如果你们做过这些工作，我们希望也能够有记者如实地报道出来，让我们感受一下春天般的温暖。

在我小的时候，电视上的广告经常有这样的套路，请一些外国群众演员来说我们的产品好，外国特征越明显越好，汉语越生硬越好，无非就是想要传递一种“你看外国人都觉得好”的价值观。

想不到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们有些人的价值观依然是这样，需要让外国人觉得好，才能实现自我价值的认知。

我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举动、这样的报道，都是在给大家传递一个信息：外国人在中国可以享受超国民的待遇。

跟他们的贡献无关，跟他们的肤色无关，跟他们的学识无关，甚至跟他们的观点无关，只是因为他们拿着一本国外的护照。

我们中国号称礼仪之邦，外国人来中国游玩，算是我们的客人；外国人来中国工作纳税，也算是为我们做了贡献，对他们好，是应该的。

但是，这个“好”的标准，应该有个限度：不能太超过本国公民的待遇，不能让我们自己的同胞感到委屈、感到羡慕、感到被冒犯。

我甚至可以退让一步，如果你们觉得有死任务，有硬指标，你们悄悄做，把他们哄好就行了，别大张旗鼓说出来刺激我们，砂仁还要猪心，确实有点扛不住。

也许你们觉得这样做是正确的，维护了国际关系，照顾了国际友人，赢得了国际好评，收获了国际赞许，所以你们想要向大家伙邀邀功：“你看，我们做得多棒，外国人都说好。”

但是很遗憾的是，在我看来，这不叫邀功，这叫招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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