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史为乐

史为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兼任中国地名学研究会理事、地名考证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会理事、《历史地理》编委等职。主要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沿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沿革（－）》等：主编有《中国地名语源词典》《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等。

地名也像其他事物一样，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有些地名不断更改，新的地名也不断涌现，要考查一个地名的由来及其历史演变，就需要下一番考证功夫。也许有人要问，地名考证究竟有没有实用价值？我想，回答应当是肯定的。这不仅因为地名考证是科学研究的需要，它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我们要研究祖国的疆域变迁，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边疆地区的开发等，地名考证都能为我们提供有力的佐证。例如，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历史上原是我国的领土。查考一下这里原有的地名，就会了解满族开发、经营这块土地的历史。如黑龙江以北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原名海兰泡，这是蒙语或满语与汉语组合的地名。海兰乃哈喇的转音，蒙语、满语意为黑；泡即水泡子，应是汉语。年海兰泡被沙俄强占，年《中俄瑷珲条约》签订后，侵略者为了庆祝他们掠夺的成功，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又如乌苏里江以东的尼满河，满语意为山羊。明朝政府在这里设过亦麻河卫，清初杨宾著的《柳边纪略》中写作伊瞒。这地方直到年才被苏联改名为达利涅列钦斯克，意为“远河”。地处黑龙江口外的库页岛，现在苏联仍沿称萨哈林，此名原为满语，意为黑，是以萨哈林乌拉（即黑龙江）而取名的。此地在《唐书》中称为窟说（说音同悦），元、明文献中称为苦夷，直到19世纪中叶沙俄侵略势力才达到这里。现在我国黑龙江省境内的黑河市，原名爱辉县，是由瑷珲河而得名。但这个瑷珲河并不在原爱辉县境内，而是在黑龙江对岸的江东六十四屯界内，那就是老瑷珲。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年）设黑龙江将军，治所黑龙江城故址就在这里。后来由于沙俄的步步侵入，康熙二十四年（公元年）又于黑龙江西岸另筑新城，即今爱辉镇所在地。光绪三十四年（公元年）置瑷珲直隶厅，年改瑷珲县。年瑷珲县迁驻黑河。直到年撤销爱辉县，并入黑河市。瑷珲（后改为爱辉）及这一系列的满语地名，都是我国北部边疆疆域变迁的历史见证。

我国地名的命名中有一个传统的原则，即水北为阳，水南为阴。我们不仅可以据此研究古地名的迁徙、变化，反过来也可以此为根据研究河道的变迁，为今天水利的开发利用、城市建设规划等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

就我国浩如烟海的地名文献中保留的经济资料而言，那就更多了。如安徽省黟县，据记载是因黟山（即今黄山）而得名。查《说文》：“黟，黑木也”。《旧唐书?地理志》载：黟县“县南墨岭山出石墨故也，县置在黟川”。这说明黟县古时产石墨，黟山和黟县均以此种物产而得名。又如今陕北产石油，而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四《杂志一》载：“鄜延境内有石油，旧说‘高奴县脂水’即此也。”脂水以产石油而得名，也是地名中涉及物产的一例。至于铅山以产铅得名，瑞金以产金得名，铜陵以产铜得名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所有这些，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各地的经济开发，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可见地名考证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一中国地名考证史要

中国第一部地理著作要推《禹贡》（即《尚书》的《禹贡》篇），但《禹贡》是对古代地理情况的记述，包括山、川的治理经过，以及各地的土壤、植被、矿产，中央政府所规定的田亩和赋税等级，各地的特产和手工业品进贡到中央的路线，文字简明，缺少深入的考证。从《谷梁传?僖公二十八年》“水北为阳，水南为阴”的记载可以看出，我国的地名考证至迟在西汉时已开其端。汉代出现的《尔雅?释地》、刘熙的《释名》及应劭的《汉书音义》等都是因地名语义考释的需要而产生的；而在沿革地理方面最集中的成果首推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汉志》（《汉书?地理志》的简称）记述并不仅限于西汉当代的地理，它还“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叙述了全国各地的沿革变化。汉以前古籍里所记载到的地名，在《汉志》里用汉地作了注释，这就不能不对这类地名下一番考证功夫。所以我们认为，《汉志》的价值不仅是此后历代学者从事地名考证的重要依据，它本身有不少地方也应被看作地名考证的成果。如《汉书?地理志》京兆尹新丰县载：“骊山在南，故骊戎国。秦曰骊邑，高祖七年置。”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太上皇思东归，于是高祖改筑城市街里以象丰、徙丰民实之，故号新丰。”又华阴县下载：“故阴晋。秦惠文王五年更名宁秦。高帝八年更名华阴。太华山在南，有祠，豫州山。”按：汉新丰县故城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十四里；华阴县故城在今华阴县东南五里。《汉志》把古之骊戎国、秦之骊邑与汉初所置之新丰县联系起来；把战国时魏之阴晋、后来秦国的宁秦，与汉初的华阴县联系起来，无疑都要下一番考证功夫。又如河南郡雒阳县载:“周公迁殷民，是为成周。春秋昭公二十二年（据《左传》，当作三十ニ年），晋合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莽曰义阳。”又，偃师县下载：“尸乡，殷汤所都。莽曰师成。”汉雒阳县故城在今洛阳城东北三十里，偃师县故城应在今河南偃师县城附近。这两个地方一直追溯到周初和殷商。周初营建成周，汉雒阳县也是成周的一部分。周公迁殷民于此。春秋时又对这里进行了扩建，使敬王居此，专名成周。而偃师县呢？《汉志》中只记述了极简短的几个字，曰：“尸乡，殷汤所都。”这个记载，已被20世纪80年代的考古发掘所证实。年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一支田野考古工作队在偃师县城西发现了一处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遗址的中部正好有一条叫尸乡沟的低凹地带穿过，整座城址略作长方形，面积约万平方米。城内已发现的大型建筑基址有三处，其中最大的一处位于城址的中部偏南，可能是宫城，长宽各米，略呈正方形，面积达4．5万平方米。小城的中部有一座长、宽各数十米的宫殿建筑基址，左右各有两座面积与之相似的宫殿建筑基址。这些宫殿建筑，有的自成一体，有的左右对峙，组成一座庞大的宫殿建筑群，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认定，这里正是汤都西亳。汤都西亳遗址的发现，证明《汉志》的记载是准确的，其意义又是何等的重要。

两晋南北朝时期最值得提出的地名考证著作，一是晋代京相璠的《春秋土地名》，一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春秋土地名》解释春秋时地名，实际上是一部历史地名辞典，此书已佚。但《水经注》等书的引文中仍保留了一部分佚文，使我们尚能看到这部书的吉光片羽。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一代名作，也是从事地名考证的专书。《水经注》，顾名思义，是为《水经》作注。旧传《水经》是东汉桑钦作，一说是晋代郭璞所作。经清代学者的考证，认为是三国时代的作品。《水经》记述中国河流水道，共计条。郦道元为《水经》作注，又补充了不少河流水道，增加到条。这是根据《唐六典》的记载：“桑钦《水经》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郦善长注《水经》，引其支流一千ニ百五十ニ。”但近年有人统计，说今本《水经注》记载的水道有条。这样说来，《水经注》比《水经》增加近20倍。书中不仅记述了河道的发源和流向，而且记载了河道流经地区的山岳、丘陵、陂泽，重要的关塞亭障、古城遗址、土地物产、农田水利设施及河道变迁等。王先谦在《合校水经注?序》中指出：郦道元之注《水经》，在于“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凡郡县、乡关、聚邑，皆以水道确定其方位，这也是《水经注》从事地名考证的特色。如《水经??水》：?水“过广阳蓟县北”。郦道元注：“?水又东北，径蓟县故城南。《魏土地记》曰：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而不径其北，盖经误证矣。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邱，因邱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邱矣......”这是郦道元对今北京古蓟城的故址及名称来历的考证。《水经?河水注》在叙述蒲坂历山时，引周处《风土记》称：“旧说舜葬上虞”，又记云：舜“耕于历山，而始宁、剡二县界上舜所耕田，于山下多柞树。吴越之间名柞为枥，故曰历山”。郦道元即予驳斥说：“余按周处此志为不近情。传疑则可，证实非矣。安可假木异名，附山殊称；强引大舜，即比宁壤，更为失志记之本体，差实录之常经矣。”《水经注》中还总结了一套地名命名的规律，《水经?河水》：“又东入塞，过敦煌、酒泉、张掖郡南。”郦道元引自应劭的话说：“凡郡，或以列国，陈、鲁、齐、吴是也；或以旧邑，长沙、丹阳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东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树生庭、雁门惟之所育是也；或以号令，禹合诸侯，大计东冶之山，因名会稽是也。”

魏晋以后直至隋唐，我国出现了一些记载全国地理情况的总地志，如晋阚骃的《十三州志》、隋虞茂的《隋区宇图经》和唐初魏王泰（太宗第四子）召集文士编撰的《括地志》等，但这些书大多亡佚，只有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保存下来。它在总地志中，不但是保留下来最古的一部，也是编得最好的一部。书中记述了各地的山川、古迹、人口、贡赋等，对政区沿革也有比较系统的叙述，每一州县下往往上溯到三代或《禹贡》的记载，下迄唐朝的沿革。对县治的迁徙、著名古迹等也作了一些必要的考证。清初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元和郡县志》（后称《元和志》）的评价说：“舆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清嘉庆年间孙星衍为此书刊本作序，称道它“载州郡、都城、山川、冢墓，皆本古书，合于经证，无不根之说，诚一代之钜制，古今地理书赖有此以笺经注史，此其所以长也”。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在编写体例上受到《元和志》的影响，基本上沿袭了《元和志》的旧规，仅增风俗、姓氏、人物、艺文等项，对沿革叙述较详，有些地方也作了考证。

除《太平寰宇记》之外，宋代的地理总志中，欧阳忞的《舆地广记》和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值得特别提出。《舆地广记》成书于北宋政和中，三十八卷，主要叙述政区沿革。一般地志共有的四至、道里、户口、风俗、土产等，概不采入。前四卷先叙历代政区，五卷以后按元丰时四京、二十三路分区，分述州县建置沿革。其在宋力量所不及的旧州，如燕云十六州，亦附各路之末，名曰“化外州”。叙述时略古详今，对宋朝本身的变化讲得较详细。《舆地纪胜》是南宋时的地理总志，成书时间大约在理宗宝庆三年（公元年），二百卷。所记述的是南宋的半壁河山，即十六路的版图。除府、州、县沿革外，还记载了风俗形胜、景物、古迹、官吏、人物、仙释、碑记、诗、四六等目。在考证地名渊源方面有独到处。

此外，宋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书成于宋亡之后的第二年（公元年），十四卷。前五卷首叙历代州域，次为历代都邑考，再叙十道山川考；后九卷着重论述周、战国、三国、南北朝时期的形势及唐代河湟十一州、后晋幽云十六州考。王应麟在《自序》中说：“余闲居观通鉴，将笺释其地名，举纲提要，首以州域，次以都邑，推表山川，参以乐毅、王朴之崇议宏议，稽《左氏》《国语》《战国策》《通典》所述历代形势，以为兴替成败之鉴。”《四库全书提要》称赞该书“征引浩博，考核明确”。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说：“在宋人考证中，为有根柢者。”明末清初人顾祖禹写的《读史方舆纪要》前九卷《历代州域形势》，即取法于《通鉴地理通释》前三卷《历代州域总叙》。

《读史方舆纪要》作者顾祖禹，号景范，无锡宛溪人。明崇祯四年（公元年）生于常熟，故又自署常熟人。后在清朝初年主张反清复明。大约在顺治十六年（公元年）开始写《读史方舆纪要》，康熙二十六年（公元年）参加修《清一统志》工作，前后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写成《读史方舆纪要》一书。此书与一般地志不同，顾祖禹在《自序》中说:“禹之为是也，以史为主，以志证之；形势为主，以理通之；河渠沟洫足备式遏，关隘尤重，则增入之；朝贡四夷诸蛮严别内外，风土嗜好，则详载之。山川设险所以守国，游观诗赋何与人事，则汰去之。”故着重记述历代兴亡大事，分析山川险要和攻守利弊，而名胜、诗赋之类则略而不提。全书的排列次序是：“首以列代州域形势，先考镜也；次之以北直（又有南直，后改江南），尊王畿也；次以山东、山西，为京室之夹辅也；次以河南、陕西，重形胜也；次之以四川、湖广，急上游也；次以江西、浙江，东南财赋所聚也；次以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自北而南，声教所为远暨也；又次以川渎异同，略九州之脉络也；终之以分野，庶几俯察仰观之义与？”（见《读史方舆纪要?凡例》）这些都是从实用出发。书中收集材料非常广泛，顾祖禹在该书《凡例》中说：“六经而外，《左》《国》《史》《汉》皆有诠解；古人散逸之书，见于古人援引者为多，是书悉为搜讨；至杜、郑、马三家之书，其言方舆，皆资采取，而杜氏尤长；王厚斋《玉海》一书中所称引，类多精确；而《通释》一种，为功于《通鉴》甚巨，胡身之从而益畅其说，搜剔几无余蕴，余尤所服膺，故采辑尤备。”因为顾祖禹治学谨严，他广泛搜集资料，进行严密考订，去伪存真，故书中考订精详，不仅超过唐宋时期的《元和郡县志》和《太平寰宇记》，也超过明朝成书的《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

元、明、清三代都有一统志的编纂，而规模最大、考证最精的要数《清一统志》。清代从康熙二十五年（公元年）开始编纂一统志，共三次。第一次乾隆八年（公元年）成书，三百四十二卷；第二次乾隆二十九年（公元年）开始，乾隆四十九年（公元年）成书，五百卷；第三次嘉庆十六年（公元年）开始，道光二十二年（公元年）成书，五百六十卷。第三次因开始于嘉庆年间，材料又以嘉庆二十五年（公定年）为断限，故名《嘉庆重修一统志》。首叙京师，次叙直隶、盛京、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新疆、乌里雅苏台、蒙古二十二统部和青海、西藏等地区。各统部有总图、总表、总序，再以府、直隶厅、州分卷，各有图、表，列有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税课、职官、山川、古迹、关隘、津梁、

提堰、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二十五目。考证精详。

清代考据之风甚盛，地名考证方面也取得丰硕的成果。除《读史方舆纪要》《清一统志》这些皇皇巨著以外，胡渭的《禹贡锥指》、阎若璩的《四书释地》、全祖望的《汉书地理志稽疑》等均负盛名。赵一清、全祖望、戴震对《水经注》的考订，亦取得巨大的成绩。及至清末民初，杨守敬、熊会贞撰成《水经注疏》，更是集大成之作。书中不仅对赵、全、戴诸家的解释进行了订正，对郦注征引的史实，皆一一考证文献，注明出典；对郦注凝滞含混者，参照史籍考证清楚，并在古地名下标注今地；甚至还利用大量地志、图经，对郦注本身的错误予以订正，对我们利用《水经注》从事地名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清代，还有不少学者留下大量的随笔、札记，如顾炎武的《日知录》、阎若璩的《潜邱札记》、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等，都有一些对地名的考证。这些学者治学谨严、考证精细，如顾炎武在《初刻日知录自序》中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挫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他鄙夷那些“收废铜”者，以自己是“采山之铜”，得出的自然是真知灼见。这是值得我们在进行地名考证时取法的。

二地名考证的方法

（ー）推本溯源，查考地名的来历

要考证一个地名，不论它是古地名，还是今地名，也不论它是常见地名，还是生僻地名，首先要查考这个地名何时见于记载，它的来历如何？如《史记·高祖本纪》说：刘邦攻下咸阳后，“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此霸上即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因霸水而得名。霸上意即霸水之上。而霸水又是因何而得名呢？据《汉书?地理志》载：南陵县霸水“出蓝田谷，北入渭。古曰兹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由此我们知道，霸水古名兹水，秦穆公为了炫耀他的霸业，遂改名霸水。《史记?高祖本纪》正义引《三秦记》也记载：“霸城，秦穆公筑为宫，因名霸城。”是霸上、霸水、霸城，还有霸桥，均以秦穆公成就霸业而得名。这样，一个地名的来历、变化也就基本上弄清楚了。

查清地名最早的出处，或命名、更名时间，才能真正弄清地名的来历及含义，并且辨明真伪。如有人说，柳州因柳宗元而得名，但柳宗元被贬为柳州刺史是在唐元和十年（公元年），而据新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柳州乃唐贞观八年（公元年）改南昆州置，显然不可能是因柳宗元而得名。关于柳州之得名有多种说法：①《旧唐书?地理志》称：柳州“以州界柳岭为名”。②《元和郡县志》卷37称：柳州“因柳江为名”。③《新唐书?地理志》称：柳州“以地当柳星更名”。《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八柳州引《郡国志》亦谓“当柳星之下，故曰柳州”。三说之中，似以后说见长，即以“地当柳星”得名。而柳岭、柳江之命名均与作为天文分野之柳星有关。

又如关于广州番禺的得名，也是众说纷纭。《水经·泿水注）：“交州治中合浦姚文式问云：何以名为番禺？答曰：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与番禺县连接。今入城东南偏有水坈陵，城倚其上，闻此县人名之为番山。县名番禺，傥谓番山之隅也。”《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二引《吴录》：“番禺县有禺山。”《初学记》卷八引《南越志》：“番禺县有番、禺二山，因以为名。”《元和郡县志》卷三十四岭南道广州番禺县称：“县有番、禺二山，因以为名。或言置在番山之隅。”并于南海县下载：“番山在县东南三里。禺山在县西南一里。”《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七南海县下说：“番（禺）山，南海县东二百五十步”，“禺山，南海县北一里”。这就出现了以“番山之隅”命名和以“番、禺二山”命名的不同说法，而且，越讲越具体。但是否可信呢？我看是愈来愈不可信。据《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桂林八树，在番禺东。”《续汉书?郡国志》注及《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二引《山海经》并作“贲禺”，《文选?游天台山赋》注引作“贲隅”。《水经·泿水注说》：“泿水东别径番禺，《山海经》谓之贲禺者也。”《山海经》中的“番禺”，或作“贲禺”，这是对“番禺”一名的最早记载。可知番禺不会是“番山之隅”的意思，更不会是指番、禺二山，最合乎情理的推论，应是古越语的音译。贲禺、贲隅或番禺应是古越语音译的不同写法。

（二）随时考其建置沿革、离合变化

鉴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名繁多，同名异地、一地多名所在皆是。为防止张冠李戴，作出错误的结论，必须紧紧抓住建置沿革和隶属关系，不管变化如何多，建置沿革与隶属关系就像一条锁链，一环扣一环，决不会弄错。

首先，不考沿革，不易弄清某些地名之间的关系。如古时有所谓“三亳”，据《尚书?序》：“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又《尚书?立政》：“三亳、阪、尹。”孔颖达《正义》引皇甫谧曰：“蒙为北亳，谷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为景亳，汤所盟地，因景山为名。河南偃师为西亳，帝喾及汤所都，盘庚亦徙都之。”就今地而论，南亳在河南省商丘县西南，北亳在山东省曹县南。西亳呢，据《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下班固自注：“尸乡，殷汤所都”。西亳在今河南省偃师县，而今安徽之亳县与三亳有无关系，只要一考察它的历史沿革便可明白；今亳县本名小黄县，北魏于此置南兖州，北周改为亳州。年改为亳县，因亳州为名，与三亳无关。

又如古之滑国，与今河南省滑县究竟有无关系？我们知道，滑国是春秋时的小国，原在今河南省睢县西北，后徙都于费，在今河南省偃师县西南缑氏故城。此滑国在历史上也颇有点名气。据《左传）记载：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年）秦师入滑。当时郑国商人弦高曾有以“牛十二犒师”以救郑之举，在历史上留下美名。而今之滑县，旧为滑州，乃隋开皇十六年（公元年）改杞州置。据《元和郡县志》卷八称：“取滑台为名。”治白马县，即滑台城，故址在今滑县东旧滑县。明初改滑州为滑县，年迁今治（道口镇）。可见今河南省滑县与古滑国无涉。

再如，古有黄国，它与唐、宋时的黄州，明、清的黄州府相距不算太远，其间有无关系呢？查黄国亦为春秋时小国，嬴姓。故址在今河南省潢川县西十ニ里黄城。《春秋》僖公十二年（公元前年）“楚人灭黄”。至今故城遗址犹存，附近曾多次发现黄国文物。但唐、宋之黄州，乃隋开皇五年（公元年）改衡州置，治所在南安县（今湖北省新洲县）。唐中和五年（公元年）迁治黄冈县（今湖北省黄冈市）。元改为黄州路，明、清为黄州府。从其沿革看出，此黄州与古黄国无关。

有些同名的县也存在这类问题，如今湖南省的酃县与汉代所置酃县并无关系。汉酃县故址在今衡阳市东十余里酃湖侧，据《水经?耒水注》载:“县有酃湖，湖中有洲，洲上民居彼，人资以给酿酒，甚醇美，谓之酃酒，岁常贡之。湖边尚有酃县故治。”县以酃湖得名。而今之酃县，汉为茶陵县地，南宋嘉定四年（公元年）始析置酃县。据《寰宇通志》着五十六称：“非古之酃县地，特取其名耳。”

对于异地同名，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七“《（宋史）地理志》之误”条下，举出静江府义宁下云：“本义宁镇，马氏奏置。开宝五年，废入广州新会。六年复置。”接着指出：“静江与广州道里回远，义宁又在静江之西北，缘何并入新会？此误也。盖广州别有义宁县，开宝五年，省入新会。六年复置。太平兴国元年，改名信安。熙宁五年改隶新州，省入新兴县。与静江之义宁，初不相涉。志家以县名相同，牵合为一，殊可笑也。”

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都有不少同名的县，据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统计，《汉书?地理志》县名相同者：曲阳、建城、安定三名凡三见；剧、定陶、西平、阳城、平昌、成阳、东安、新阳、钟武、成、新市、建阳、平安、平城、阿阳、临朐、新都、昌阳、安陵、高平、饶、高阳、武城、广平、阴山、乐成、富平、成安、复阳、武阳、郑、成乡、安阳、阳乐、武都、归德、东阳、黄、安邱、开阳、乐陵、安成、西阳、安平、高成、新昌、朝阳、高陵、宜春、石城、新成、酂五十二名均为两见。

《续汉书?郡国志》县名相同者：平都、安城、高平、武都、潞、无虑、侯城、曲阳、汉昌、谷城、阴平十一名均两见。

唐代县名相同者：太平一名凡三见；新城、龙泉、阳城、武宁、永兴、长乐、龙门、永清、寿昌、石泉、安居、临川、大同、正平、南昌、新昌、乐平、梁山十八名均两见。

宋代县名相同者：永宁、安仁、安化三名凡三见；真阳、梁、仙居、新城、新昌、永康、龙泉、建德、华亭、永丰、永兴、龙游、清江、武宁、长乐、桂阳、永福、石泉、清流、宁远、德化、兴化、建宁、兴宁、乐平、昌化、宁化二十七名均两见。

元代州县名相同者：安州、宜兴州二名凡两见；新城一名凡四见；定远一名凡三见；清河、建德、永宁、永丰、华亭、龙泉、龙游、永福、安仁、宁乡、咸宁、杯远、罗山、昌化、长乐、梁县、永兴、武宁、石城、安远、山阴、无棣、宁远二十三名均两见。

明代县名相同者：新城、太平二名凡四见；永宁、东安、龙泉、定远、安化、长宁六名凡三见；华亭、山阳、安仁、清河、山阴、广昌、乐平、长乐、咸宁、建德、宁乡、太和、新昌、新安、兴宁、德化、海丰、会同、昌化、永福、怀远、桃源、石城、兴安、石泉、东乡、大宁、三水、安定、永丰三十名均两见。

如此众多的州县名同名，若不详考沿革，极易张冠李戴，笑话百出。

《资治通鉴》唐纪懿宗咸通九年：“高邮岸峻而水深狭。”史炤《释文》曰：“高邮，邑名，属兖州。”胡三省《辨误》曰：“余按高邮县自汉以来，皆属广陵，隋改广陵为江都郡，又改为扬州。《唐书?地理志》高邮县亦属扬州，史炤以为属兖州，何也？晋氏南渡，迄于梁陈，于广陵置南兖州，炤之所谓属兖州，亦无以此为据邪！但南兖州不可以为兖州，晋、宋、齐、梁、陈之疆理，不可以释唐之疆理。释《通鉴》者，当随事随时考其建置、离合、沿革也。”考证地名，必须随时注意历史沿革的离合变化，这应该是一个通则。

（三）地名迁徒的来龙去脉必须弄清

地名迁徒，说得通俗一点，也叫“地名搬家”，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不论任何时代，任何地区，地名总是有兴、有废、有改、有徙，经常处于变化之中。这里试图归纳出几种类型，说明地名的改名和迁徙。

1．地名因封国的迁徙而迁徙

如鲁，《史记?鲁周公世家》：“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鲁初封不在曲阜，而在今河南鲁山县（原名为鲁），后迁今山东曲阜（本名奄，又称少昊之虚），此后因有鲁之称。又如燕，为召公所封。《史记?周本纪》：“封召公奭于燕。”初封在今河南郾城县，后徙至今河北玉田县燕山（山称燕山，因燕国移此而得名；一说北徙至河北易县），后并蓟，而居其地，称为燕国。金文作匽。又称北燕（参见傅斯年《大东小东说》及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

再如虢，有西虢、东虢、南虢、北虢等。其实，虢原有二：文王弟虢叔为西虢，虢仲为东虢。《左传·僖公五年》正义引贾逵曰：“虢仲封东虢，制是也；虣叔封西虢，虢公是也。”西虢本在雍，今陕西宝鸡县。东虢在制，或曰在荥阳，故址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东。西周末西虢君随平王东迁，更封于下阳（汉大阳），故城在今山西平陆县东五十里，是为北虢。其支庶留于故都者称为小虢（今陕西宝鸡县治）。故《汉志》称：“北虢在大阳，东虢在荥阳，西虢在雍。”所谓南虢在上阳，故城在今河南陕县东南上阳城（年河南三门峡水库工作队曾于河南陕县之上村岭发现虢国大型墓葬）。北虢在下阳，两地仅一河之隔，其实是一国。对于东虢、西虢，南虢，北虢的关系，众说纷纭。清段玉裁在《经韵楼集校汉书地理志》注中说：“按荥阳东虢，盖即西虢自雍而迁者。”从这种种说法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封国的迁徙，又会出现不少派生地名。

不仅国名有迁徙，春秋战国时有些国家都城也不断迁徙，都城之名亦随之而迁徙。如楚国都城郢，本在今湖北省江陵县西北纪南城，春秋时楚文王都于此。楚昭王十年（公元前年）吴师入郢，即此。后楚昭王迁都鄀（今湖北省宜城县东南），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年）迁都于陈（今河南省淮阳县），考烈王十年（公元前年）迁都钜阳（今安徽省阜阳市北），二十二年（公元前年）迁都寿春（今安徽省寿县西南），凡迁都所至当时皆称郢。《路史·国名纪》称：“殷商、楚郢，所至以为名。”

2．地名因人口的迁徙而迁徒

在历史上这类情况也是极常见的，如《汉书?地理志》京兆尹下邽县，颜师古注:“取邽戎之人而来此为县。”按，秦灭邽戎，置邽县，后改上邽县，故址在今甘肃天水市。该部族迁徙所至，因名下邽。同书上郡龟兹县颜师古注：“龟兹国人来降附者，处之于此，故以名云。”按，龟兹国在今新疆库车县，而龟兹县在今陕西省榆林县西北，这是因龟兹降者居此，故将龟兹之名搬来。再如《汉书·西域传》“温宿国”条颜师古注：“今雍州醴泉县北有山名温宿岭者，本因汉时得温宿国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以为名。”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战乱，人口大量南迁，在南方出现了众多的侨州郡县。如东晋时，青州治所本在东阳城（今山东省青州市），后来侨置于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西北），南朝宋泰始中又与冀州合侨置于郁洲（今江苏省连云港东云台山岛上）。兖州治所本在廪丘县（今山东省郓城县西），南朝宋永初元年（公元年）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侨置南兖州，元嘉八年（公元年）又移治广陵县（今江苏省扬州市西北蜀冈上）。徐州治所本在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南朝宋永初二年（公元年）于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侨置南徐州。雍州治所本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南朝宋于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市）置南雍州，等等。这些侨置地名，大部分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只有极少数保留下来。如当涂，本汉代县名，原属九江郡。故城在今安徽怀远县南马头城，其北即涂山。《左传?襄公七年》载：子服景伯曰：“禹合诸候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即此。《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八宣州当涂县：“以涂山为邑，故以名焉。”东晋成帝时，以江北当涂流民纷纷渡江南下，乃于于湖县境（在今安徽南陵县北）侨置当涂县。隋徙于姑熟，即今当涂县治。又如繁昌县，本汉颍阴县地之繁阳亭。三国魏置繁昌县，因繁阳亭为名。故城在今河南省临颍县西北三十里。东晋始侨置于今繁昌县地。南朝宋割于湖境为繁昌实土，始自立县。故治在今县东北，后又迁今县西北，明天顺初移今繁昌县治。

又如南陵县，亦汉代旧县，原属京兆尹。故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据《三辅黄图》卷六《陵墓》称：“文帝母薄姬南陵，在霸陵南，故曰南陵。”县在南陵侧，故以南陵为名。东晋侨置于江南，在今安徽省繁昌县西北赭圻城置南陵戍。南朝梁置南陵县，并置南陵郡。唐武后长安四年（公元年）移治青阳城，即今南陵县治。

这种因人口迁移使地名也跟着搬家的例子，在北京地区也不少。如大兴县东部和顺义县西北部有大同营、屯留营、上下黎城、东潞州、霍州营、解州营、南北蒲州营、河津营、忻州营、夏县营、东西绛州营、稷山营、红铜（洪洞）营等，这是明朝初年多次由山西向北京移民时带来的地名的迁徙。在清康熙以后，由于大量福建人和广东人移居台湾，他们也把原籍的地名搬到台湾来。如今台湾省嘉义县有东石乡，其名源于福建省泉州晋江县东石镇，因当年不少泉州人自东石渡台，故名。又如今台北近郊士林镇有芝山里，是以福建漳州名山芝山而命名，因士林镇为漳州人的村落，故取为名。又，今台湾屏东县有潮州镇，是以广东省潮州而命名。潮州原为广东潮州府，潮州移民来台，故以潮州为名。另外还有一些以福建、广东州县命名的乡村名，如台北县有泉州厝、漳州寮，台中县有同安厝，嘉义县有安溪寮，台南县有诏安厝，云林县有同安厝、兴化厝、惠来厝、平和厝、永定厝，彰化县有安溪寮、诏安厝、泉州厝、惠来厝、大埔厝、饶平厝等，也都是当地移民以原籍的地名来命名的。

3．以名人旧居或故乡为名

历史上有些名人常被人用郡望或乡里取称，如柳河东、韩昌黎等等。而当他们的住处迁徙时，有时又将原籍地名搬来，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如湖南省南部有濂溪，源出道县西都庞岭，东北流入潇水。宋代理学家周敦颐世居溪上，人称“濂溪先生”，并称其学派为“濂溪学派”。而江西省北部亦有濂溪，源出庐山莲花峰下，西北流合龙开河入长江，此水系因周敦颐晩年居此，因以故乡濂溪为名。

又如台湾省台南市西安平镇，是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置，以郑氏故乡泉州安平镇为名。

4．以地理环境的某些方面近似或相同而命名

如福建省晋安县境有洛阳江，即以河南省洛阳而命名。据《舆地纪胜》卷一百三十泉州《景物下》载：洛阳江“在州东二十里。源发于惠安县，至晋江入海......图经云：唐宣宗微行，览山川胜概，有‘类吾洛阳’之语，因以名之”。今晋安县西南有洛阳镇，又以洛阳江为名。

又如山西、河北境内有漳水，据《梦溪笔谈》卷三称：“予考其义乃清浊相蹂（糅）者为漳。章者文也，别也。漳谓两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别也。”而福建南部亦有漳江，据《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载：漳江“旧志云：溪水自西林而出，海水自铜山海门而入，清浊合而成漳，故名。又曰，昔陈元光之父政至漳曰：此水如上党之清漳。漳浦名县、漳州名郡皆本此”。

这种因地理环境相似而命名的例子还有很多，有的甚至仿效某些城外地名。如福建的诏安县，宋为漳浦县南诏场，明初为南诏把截所，弘治十七年（公元年）置南诏守御千户所，嘉靖九年（公元年）始置诏安县。据《漳州府志》卷一说：“相传唐时有南夷人过此，云：此地风景好似我南诏，故以南诏为名。”《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四百二十九称：明置诏安县，取“南诏靖安”之义。

5．遥取某著名之地为名

有些地方开发较迟，或在历史上长期默默无闻，在设置县市时往往以相邻的某个较有名的地方命名，称为“遥取”。这种例子在我国新疆地区尤多。如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汉为扞弥国地。清初为和阗属境，土名克里雅，亦作克勒底亚。光绪九年（公元年）置于阗县，年改为于田县。冯承钧《西域地名》称：“《清一统志》克里雅，今于田县治，非古于阗国都。”按，汉于阗国都即今和田县。克里雅设县时以于阗为名。

又如：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温宿县，汉为姑墨国地，唐为姑墨州地。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2年）设温宿县，以汉温宿国为名。但汉温宿国故址在今乌什，并非今之温宿。

再如，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伽师县，汉为疏勒国地，清为牌素巴特回庄，光绪二十九年（公元3年）置伽师县。据《新唐书?西域传》载：“疏勒，一曰佉沙……王姓裴氏，自号‘阿摩支’，居伽师城，突厥以女妻之。”今伽师县即因唐伽师城为名。据冯承钧《西域地名》：“《西域图志》牌租阿巴特，《新疆识略》牌素巴特，今伽师县治，非唐时疏勒王都伽师城。”

也有的是因地方官员弄错而误取其名的。如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鄯善县，清建辟展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3年）置鄯善县。据《汉书·西域传》：“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扞泥城，……元凤四年……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故址在今若羌县东北罗布泊西岸。清末置县时，新疆巡抚饶应祺在《会奏新疆增改府厅州县各缺折》中说：辟展“地为古鄯善国，名曰鄯善县”。故鄯善虽以古鄯善国为名亦非故地。

（四）要注意方言和不同民族的语言，切忌望文生义

《周礼?王制》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这里既包括方言的不同，也可能有不同民族的语言。仅就地名中的方言字而论，也很值得我们注意。如明代方以智《通雅》卷二十二载：“汉以来传注，每用方言。党，所也。”按，《公羊传?文公十三年》：“往党，卫侯会公于沓，至得与晋侯盟，反党，郑伯会公于斐，故善之也。”注：“党，所也。所犹时，齐人语也。”据刘熙《释名》说：“党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党。”上党在晋，而亦以所为党，则不独齐人语如此。又如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劳山”条称：“《诗》：‘山川悠远，维其劳矣’。笺云：劳劳广阔，则此山或取其广阔而名之。郑康成齐人，劳劳齐语也。”此以方言释劳山，较之《齐乘》咬文嚼字，谓劳山以“登之者劳”为名，真不可同日而语。

大体说来，方言是指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地域变体，而民族语则是各自独立的不同语言。在我国地名中保留着不少古代各民族的语言，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如江浙一带地名中，有於、无、余、句、姑等字头的地名，比如於潜、无锡、余杭、余姚、句容、姑苏等。於、句等都是古越语的发声词，没有实义。但在我国历史文献中也有不少牵强附会的解释，如浙江的余杭县，为秦置。《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三杭州余杭县下引《郡国志》说：“夏禹东去，舍舟船登陆于此，乃以为名。”又如余姚县，也是秦置。《水经·沔水注》谓余姚县以“句余山以名县，山在余姚之南、句余之北也”。《史记?五帝本纪》正义称：“顾野王云，舜后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云余姚。”这些都出于附会，据《越绝书》卷八载：“越人谓盐曰余。”余杭、余姚都是古越语地名，“杭”“姚”等字未知何意。

又如江苏句容县，置于汉。《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五句容县称：“县有茅山。本名句曲，以山形似已字，故名句曲；有所容，故名句容。”按：句容亦为古越语地名，此显系附会。据《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於越也。”

对这些不同民族的语言，不研究它的含义，而仅仅从汉字（实际是译音）上望文生义，不会不闹出笑话。如浙江省义乌县，秦置乌伤县，也应是古越语地名。但《水经·渐江水注》引《异苑》却说：“东阳颜乌以淳孝著闻，后有群乌助衔土块为坟，乌口皆伤，一境以为颜乌至孝，故致慈乌，欲令孝声远闻，又名其县曰乌伤矣。”又如江苏无锡县，置于汉，也是古越语地名。古今不少解释者也都在有锡、无锡上大做文章，如唐陆羽《惠山记》说：“山东峰当周秦间，大产铅锡，故名锡山。汉兴锡方殚，故创无锡县。王莽时锡复出，改县名曰有锡。后汉有樵客于山下有铭云：‘有锡兵，天下争。无锡清，天下安。有锡沴，天下弊。无锡乂，天下济。’自光武至孝顺之世锡果竭，顺帝更为无锡县。”我们知道，王莽时大量更改地名，皆取其反义，故改无锡为有锡。“无”本古越语的发声词，并无实义，若理解成有无的“无”，强作解释，岂不笑话！而这类笑话不仅在古越语地名中有，在其他民族语言中也有，如在今两广等地还保留不少古僮语地名。比如：那，僮语意为水田；思，僮语意为村；罗（或作乐、六），僮语意为山；湳，僮语意为水。若不明白这些词在古僮语中的含义，强为解释，也会闹出笑话来。如带“湳”字的地名，海南省最多，琼山县有南渡江、南渭溪，定安县有南远溪、湳白溪，儋县有南建江，澄迈县有湳滚泉等。广东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著《广东新语》，不知湳字的意义，竟说：“湳之称惟琼独有，他处无之，岂以琼在天下之南，水名多以南者，其犹曰南方之水欤？”又如广西北流县的勾漏山，是古僮语地名。据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说：“僮人呼酒为漏，呼杯为勾，勾漏即是酒杯。”以山形似酒杯倒置，故名。但《方舆胜览》卷四十二说：“其岩穴多，勾曲而穿漏，故名。”岂不荒唐！

在我国北方地区，有些地名是古代匈奴、鲜卑语的遗存，在东部沿海有古代东夷人语言的遗存，这些地名的含义今天能懂得的占极少数，多数不知道。如祁连山，《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去病至祁连山。”颜师古注:祁连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为祁连。”但有些地名就不了解它的含义，如延安附近，古代有奢延水（今无定河）、秀延水（今清涧河），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又，桑干河，据《水经??水注》说即溹涫水，则桑干为溹涫之音转，但桑干或溹涫又是什么意思？再如：今山东境内，汉代有不其县，故址在今山东青岛市崂山区西北；又有不夜县，故址在今山东荣成市北，都是东夷人留下来的地名，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就不得而知了。研究地名，搞考证，最好是采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切忌牵强附会。比如，有一次谭其骧先生在回答关于姑苏之名的含义时说:“姑即句，乃古吴越人发语词，句吴即吴，句践即践，姑苏即苏也。至于‘苏’之意义则不可知，以其为吴越语而非汉语也。江浙一带地名渊源于古代吴越语者颇多，非只此一苏州之苏也。”近年谭师又指出“浙江”也是古越语地名。《山海经》《史记》《吴越春秋》《越绝书》里称浙江，《汉书·地理志》称渐江，《庄子?外物篇》作制河。制又作淛。实际上“渐”“淛”“浙”都是越语的不同译音，历来不少书把浙江解成曲折，完全是望文生义。

我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旧称小学，是经学的附庸。它包括音韵、训诂、文字三项内容，音韵重声，训诂重义，文字重形。宋代王应麟在《玉海》里说：“文字之学有三：其一，体制，谓点画有衡从（按即横纵）曲折之殊，《说文》之类；其二，训诂，谓称谓有古今雅欲之异，《尔雅》《方言》之类；其三，音韵，谓呼吸有清浊高下之不同，沈约《四声谱》及西域反切之学。”其中训诂在地名释义方面尤其重要，近代音韵训诂学家黄侃（季刚）在《训诂学讲词》中说：“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也。”训诂不仅解释方言，“以语言解释语言”的例子还很多，如河南巩县，据《元和郡县志》卷五载：“按《尔雅》：巩，固也，四面有山河之固，因以为名。”又如河南密县，据《尔雅?释地》：“山如堂者密。”孔疏：“言山形如堂室者名密。”可见密县亦因山为名。

训诂之外，地名考证有时还要借助于音韵学。如我国关于九州的传说是很早的，《诗经?商颂?玄鸟》：“奄有九有。”毛传：“九有，九州也。”《诗经?商颂?长发》有“帝命式于九围＂。毛传：“九围，九州也。”九有、九围，都是对九州的不同说法。《齐侯钟铭》有“奄有九州，处禹之堵”一语。但九州并不像传说的那样，是大禹时代的行政区划，它不过是春秋战国时的学者根据自己的知识范围所划分的九个地理区域。九州之名的出现，是从《禹贡》开始的。《禹贡》记载的首先是“冀州”，接着是“河、济为兖州”，“海、岱为青州”，“淮、海为扬州”，“荆及衡阳为荆州”，“荆、河为豫州”，“华阳、黑水为梁州”，“黑水、西河为雍州”。《周礼?职方》则称：“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西曰冀州，正北曰并州。”《尔雅·释地》记载：“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内曰雍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扬州，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说法不尽相同，与《禹贡》相比，《职方》有幽、并，而无徐、梁，《尔雅?释地》有幽、营而无青、梁。这种种说法的出现，是和战国时列国纷争的形势分不开的。如《吕氏春秋?有始览》说得就很明确：“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越”地怎么会称为“扬州”呢？这是因为越与扬双声，可以通假。要理解这一点就要有点音韵学的知识。又如贵州之名，见于宋太祖赐普贵敕书中“惟尔贵州，远在要服”之语。而唐武德四年（公元年）于今贵阳地置矩州，贵州乃矩州之讹。今黔南之音，鱼模、脂微同呼，矩、贵无异，可见贵州即矩州之变无疑。考察这些也同样需要懂点音韵学。

古文字学知识有时也用得上，如我们前面所举九州中的徐州，即来自称为“徐”的部族名。《左传?昭公元年》载：“周有徐、奄。”《诗经?大雅?常武》作“徐方”，《尚书?周书?费誓》作“徐戎”。古文“徐”作“?”，金文亦作“?”。如《沇儿钟》《?王鼎》之“?王”即是。吴大澄《古籀补》说：“沇儿钟?王，当即徐王。”如果没有一点古文字学知识，怎么会把“?”与“徐”联系起来呢？再如九州中豫州的“豫”字，据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中《鼎》有“伐”，郭释文称：“字从肉从象，乃国族名，殆即豫州之豫。《说文》云：‘豫，象之大者，从象予声’。此从肉，盖亦喻其物之大也，古豫州之野必有国名豫者，故......州即因豫以为之名。”至于《晋书?地理志》所谓“豫者舒也，言禀中和之气，性理安舒也”等等说法，全是无稽之谈。

（五）力求使用第一手资料，并注意资料的鉴别

要考证，就必须要有可信据的资料。什么书最可靠？当然是历史上的名著错误要少一些，比较可信一些。但每部书不可能处处都是真知灼见，即使最有名的著作，也难免会有疏漏，难免要出错误。像郦道元《水经注》那样的名作，在蒲昌海潜流为黄河源问题上，在三江问题上，都沿袭了前人的错误。至于小的错误自然就更多了，前人不断有所驳正，如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有一条专门指出：“《水经注》大梁、灵丘之误”曰:

《左传》：桓九年，梁伯伐曲沃。注：梁国在冯翊夏阳县（按，在今陕西韩城县南）。郤芮曰：梁近秦而幸焉是也。《汉书·地理志》云:冯翊夏阳县，故少梁也。《水经注》乃曰大梁，“周梁伯之（故）居也。梁伯好土功，大其城，号曰新里。民疲而溃，秦遂取焉。后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徙都于大梁是也”。是误以少梁为大梁，而不知大梁不近秦也。

《汉书》代郡灵丘：应劭曰，赵武灵王葬其东南二十里，故县氏之。《水经注》曰：“《史记》赵敬侯二年（按，当作九年），败齐于灵丘，则名不因（武）灵王也。”按《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威王元年，三晋因齐丧来伐我灵丘。”《赵世家》：惠文王十四年，“相国乐毅将赵、秦、韩、魏、燕攻齐，取灵丘”。十五年，“赵与韩、魏、燕共击齐，湣王败走，燕独深入，取临菑”。而孟子谓蚳蛙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此别一灵丘，必在齐境，后入于燕（原注：胡三省以为即汉清河郡之灵县，今之高唐、夏津，皆其故地。于钦《齐乘》则云:今滕县东三十里、明水河之南，有灵丘故城，未知何据。赵岐《孟子注》云：灵丘齐下邑。而孝成王以灵丘封楚相春申君，益明其不在代郡矣。《水经注》云是误以赵之灵丘为齐之灵丘，而不知齐境不得至代也。

言之凿凿，不能不信。如此说来，在考证中又如何判断是非呢？这里有一个原则，即用当代的或时代相近的资料一般比较可信。所以，在考察地名来历或含义时，首先要看当代的史书是如何记载的。如：

山西闻喜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年）置。据《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武帝“将幸缑氏（按：在今河南省偃师县东南，即古之费滑故址），至左邑桐乡，闻南越破，以为闻喜县”。

山西平陆县，汉置大阳县，以在大河之阳为名。北周改置河北县。唐天宝三年（公元年）改今名。据《旧唐书·地理志》：“天宝三载，太守李齐物开三门，石下得?，大刃，有‘平陆’篆字，因改为平陆县。”

河南获嘉县，汉置。《汉书·武帝纪》载：元鼎六年（公元前年），武帝将幸缑氏，“至汲新中乡，得吕嘉首，以为获嘉县”。故址在今河南省新乡市西南十二里古城，后屡经迁徙，隋开皇四年（公元年）始移治修武城，即今获嘉县治。

江苏宝应县，本名安宜县，以安宜溪为名。唐上元三年（公元年）改名宝应县。《旧唐书·地理志》载：“肃宗上元三年建巳月，于此县得定国宝十三牧，因改元宝应，仍改安宜为宝应。”

江苏仪征市，唐为扬子县白沙镇，五代扬吴改迎銮镇，南唐改永贞县，宋乾德二年（公元年）升为建安军，大中祥符六年（公元年）置真州，政和七年（公元7年）改仪真郡，不久改仪真县，年改仪征县。《舆地纪胜》卷三十八载：“真宗朝以铸圣像成功，升为真州。”并引《九朝通略》说：“大中祥符六年初，铸玉皇圣祖太宗尊于建安军，至是成，丁谓为奉迎使，己巳入玉清昭应宮，上亲谒，寻升建安军为真州。”按，宋朝统治者信奉道教，铸玉皇圣祖太祖太宗金像于真州，建道观曰仪真，谓得其真仪，故州县取为名。今仪征与仪真同音。

江西万年县，明正德七年（公元年）置。《大明一统名胜志》称：万年县“以治（按，县旧治在今县西南城厢镇）倚万年峰为名。”《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五载：万年山“在县治（指旧治）北，亦曰万年峰，县以此名”。

上面的例子中，有关汉代的三条，唐代的两条，明代的一条，都是用的当时的资料，可信程度就比较大一些。如果用明清著作中的资料，说明秦汉或隋唐时的情况，是否可信就很值得研究。使用地方志也有这个问题，我国的府州县志，明清时代的居多，若谈到上古三代或汉唐时的情况，引用明清的方志，说服力就不太强；而相反，明清方志记载明清时代当地的情况，一般比较可信，据以论证也能够服人。

但是，对于上古时还没有文字记载以前的传说时代，则另当别论。因为当时还没有文字，或者即使有文字，但大量的还是靠口耳相传，有些记载也不是当代的，而后代人记录下来的关于前人的传说，除了可能有一部分考古发掘资料可资印证外，这是唯一的资料依据。对于这些，不能不信，又不能全信，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认真下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功夫。但就一般而论，也有一个原则，就是对这些资料，虽然同样是后人记载的传说的东西，较早的记载，其价值胜过较晚的记载。对这些资料可以根据它的时代分出不同的层次，不同时代的资料有不同的价值。一般说先秦的记载更可贵，其次是秦和西汉的记载。新莽以后的资料有一部分经过刘歆的篡改，要特别注意辨别真伪。有些传说总是越传越离奇，越到后来越不可信，所以要注意分辨。

比如，现在最有名的黄帝陵是在陕西黄陵县西北，但是历史记载又是怎样呢？《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崩，葬桥山。”《封禅书》载：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据《汉书?地理志》上郡阳周县：“桥山在南，有黄帝冢。”此桥山当在今陕西省子长县西北，今名梁山。这是根据较早的资料。

另有，据《水经?水注》引《魏土地记》曰：“下洛城东南四十里有桥山，山下有温泉。”此桥山当在今河北涿鹿县南，这是北魏时人们心目中的黄帝陵。《魏书?太宗本纪》：神瑞二年（公元年）六月，“壬申，幸涿鹿，祭桥山，观温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又泰常七年（公元年）九月，“辛酉，幸桥山，遣使者祠黄帝、唐尧庙”。皆此。就资料价值而论，这比汉代资料的可信程度又逊一筹。

今黄陵县西北的黄帝陵，乃是唐、宋以后的人定下来的。《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把黄帝陵南移至“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即今甘肃省正宁县东、与黄陵县交界处的子午山，已与今黄帝陵近在咫尺，如果理解为在子午山附近，指的应即今黄帝陵。《太平寰宇记》卷三十五坊州中部县载：桥山“按《山海经》云，其山下水流通，故曰桥山。又《史记》云，黄帝葬于其山，今陵冢尚在，大历七年置庙，开宝二年敕修庙祭祀，在州西二里”，指今黄帝陵无疑。从以上列举有关黄帝陵的记载来看，今黄陵县黄帝陵见于记载最晚，自然最不可靠。

又如浙江会稽山，据《史记·夏本纪》称：“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而《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说，会稽山原名茅山，后更名茅山曰会稽之山。那么，《吴越春秋》的说法究竟可不可信呢？我们如果按照资料的时代分成不同的层次，《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作，自然要排在前面；《吴越春秋》是东汉人的作品，理应放在其次。我们知道，大禹已属古史的传说时代，大禹以前的事，既然《史记》上都讲不清楚（称为“或曰”，传疑而已），东汉时成书的《吴越春秋》又怎么会知道的呢？可见弄清资料依据，并对资料的可靠性加以科学地区分，在地名考证中是十分必要的。

（六）注重实地考察，尽量利用考古资料

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写《水经注》时，很注重“访渎搜渠”（见郦道元《水经注原序》），一“访”一“搜”，说明他既留意搜集文献资料，又注重实地勘察访问。顾祖禹撰写《读史方舆纪要》时，“至于舟车所经，亦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道里，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见《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二》）。清阮元为顾炎武《历代宅京记》写的序中提道：顾炎武“尝以一骡二马载书自随，所至扼塞，即呼老兵士民，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晩清学者王先谦在《合校水经注序》中说：“余耽此三十年，足迹所至，必以自随。考按志乘，稽合源流，依注绘图，参考今地，兼思补证各史关涉水地事迹及经注未备各水，为之作疏。”这都是在研究中注重实地考察的范例，值得我们搞地名考证时效法。当然，地名考证主要是根据历史文献资料，但实地调查和利用考古资料也都很重要。有些古地名、古城址，从文献资料仅能知道其大体方位，通过实地考察和考古资料就可以把具体位置确定下来。如古代著名的楼兰国遗址，本来并不清楚它的具体位置，通过实地考察，才把这个历史的疑案搞清楚，在罗布泊西岸还确定了它的具体经纬度。又如，《汉书?平帝纪》载：元始四年（公元4年）置西海郡。本来对郡治的故址弄不清楚，年考古研究所安志敏教授到青海省海晏县三角城进行考察，在城内采集到西汉和王莽时期的五铢钱、货布、货泉、大泉五十钱等币钱以及东汉时期的《西海安定元兴元年作当》铭文瓦当等。此外，新中国成立前在城里还出土了一尊石虎，虎座正面阴刻铭文三行“西海郡始建国口河南”九字。从古城内发现的遗物和出土石虎所

刻铭文内容看，与《汉书》记载西汉时期在此设立西海郡的位置相符，可以认定海晏县三角城即汉西海郡治故址。再如对拓跋鲜卑始祖居住的石室，以前也不能确定其具体方位，经过考古学者的调查，终于在今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的嘎仙洞发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年）祭祀拓跋始祖时所刻的石室祝文，证明拓跋鲜卑最早的住地是在今大兴安岭北部东麓、嫩江支流甘河的上源，从而纠正了以往所传在大兴安岭北部西麓的说法（见米文平《大兴安岭鲜卑石室是怎样发现的？》，载《黑龙江文物从刊》，年创刊号）。另外，如金置蒲与路治所，以前只知在黑龙江省嫩江支流乌裕尔河流域，通过考古调查知道，蒲与路治所，故址就在今黑龙江省克东县金城乡的古城。这些都是通过考古调查才得以定点。清代顾炎武的名著《山东考古录》，全书四十七条，绝大多数都是联系文物古迹考证地名的，于此可见考古与地名考证关系之密切。

三工具书的用法

我们有些同志常常强调，在我国各朝各代都有详细的地名资料，在二十四史中有十六部有地理志，说这是我国的地名专集，仿佛有这些地理志就可以解决地名考证的所有问题，这是一个误解。其实历代正史地理志，不过是各个朝代行政区划变化的历史记录。真正要搞地名考证，离开正史纪传，离开历代的地理总志、一统志及各类史地书是不行的。这些书各有各的特点，要摸清每一种书的特点，用起来就方便了。如研究地名释义时，《舆地纪胜》《方舆胜览》都很有用处。《舆地纪胜》讲到这个问题时，有的在《州县沿革》项内，有的在《景物》项内。如《舆地纪胜》卷二十九抚州（今临川市）《州沿革》内载：“三国时吴主孙亮分豫章之东郡南城、临汝二县置临川县，自晋以来诸县废置不一，东晋又于境内立巴山郡，陈封文帝为临川王。隋平陈罢郡为州，时总管杨武通奉使安抚，即以抚州为名。”《县沿革》内如金溪县下载：“周显德五年析临川及余干县地立金溪场，国朝（宋）会要云，淳化五年改场为县。旧传上幕岭东有小溪，水色如金，县之取名以此。”如《沿革》之后又有《景物》《古迹》等等，如《舆地纪胜》卷一百八十九金州《景物下》载：安康石“旧图经云，岁饥则现，岁丰则没于沙碛之下”。这实在是一条不可多得的物候资料，今陕西省安康县即因安康石而得名。

《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古国、州郡在前面的《历代州域形势》部分有系统的叙述，然后是分省叙述。每个省内，首先是名山、大川、著名的关隘，接着才是府、州、县。先叙沿革，再叙废县、城址、山、水及小地名。

《嘉庆重修一统志》内，凡是清代当时还存在的州、县，可查州县沿革。已经撤销的旧县、故城等在《古迹》栏内。其他《山川》《关隘》《津梁》等，对地名考证也都有重要的关系。

《读史方舆纪要》有日本青山定男编的地名索引，《嘉庆重修一统志》后面也附有地名索引，查起来都很方便。

另外就是地名辞典。大家常用的是臧励和主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你要查一个什么地名，一般先有一个目标：大致是什么时代的，或者是什么区域的。如东安县，翻开这部地名辞典的页，就可以看到，书中一共列举了九个东安县：一为汉县，一为汉侯国，隋、唐、宋及民国所置东安县各一，明东安县ニ（一为东安州改，一为明置）；就地域来讲，两个在山东，两个在四川，另外江苏、湖北、湖南、河北、广东各一，你要查的是哪一个，可以结合历史情况作出判断，并可以找到它的确切位置。但在这里必须指出，这部书缺点不少，编得比较草率，有些内容是抄《清一统志》，但把《清一统志》中讲到的有些资料依据删掉了，所以它抄《清一统志》有些地方反不如《清一统志》。从该辞典内容看，编者连《读史方舆纪要》也没有好好看，把《方舆纪要》的重要内容没有吸收进去。就时限来讲，这部书是30年代编的，距今已半个多世纪，而书中用的资料有的甚至只到清代，它说的“今”有些是清代的情况，与今天的差距就更大了。所以仅看这一部书，读者还是弄不清“今地”究竟指的是什么地方，与今天的情况还是衔接不起来，这就需要查阅新编《辞海》（有《历史地理分册》），这书使用了比较新的资料。因为行政区划每年都在变，所以又要查考每年的行政区划简册。要查考近现代的地理沿革变化，可查阅张在普编的《中国近现代地理沿革表》，要查考新中国的政区变化，可查阅史为乐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沿革》。

下面再说说历史地图的用法：我国历来有重视地图的传统。早在《尚书·洛诰》里就提到地图，说周公经常洛邑，制洛邑地图献给成王，汉高祖入关时，萧何也很重视地图。以前知道的传世最早的地图是《华夷图》和《禹迹图》（刻石保存在西安碑林中），都是北宋时候的。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的七幅绘在松木板上的地图，是战国后期的作品，绘制时间在公元前3世纪，距今已有2多年的历史。但这几幅地图可考地名少，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图》三幅古地图就不同了，《地形图》的制图区域包括东经°－．5°，北纬23°－26°之间，相当于现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灌阳一线以东、湖南省新田、广东省连县一线以西，北至新田、全州，南达广东珠江口外的南海，地图的主区包括当时的长沙国的南部，即今湘江上游潇水流域、南岭、九嶷山及其附近地区。从地图出土于西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年）下葬的墓室来推断，应是西汉初绘制的，距今已有多年的历史，比以前传世的我国最早的地图《华夷图》《禹迹图》早多年。这是西汉绘制的当代的地图，但我们今天可以看作是西汉时期的历史地图，供我们阅读史书、考证地名时参考。马王堆出土地图中绘有长沙国西南边区的八个县治，与《水经注》、唐宋总志的记载对照完全符合，而与光绪《湖南通志》一对，就发现《通志》把三个县的故治都搞错了。如南平县故址，据《水经注》《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记载，应即今蓝山县东七里古城，这是与马王堆地图符合的。而光绪《湖南通志》说在今县东北五十里土桥墟，与马王堆地图明显不符，显然是错误的。《通志》的根据是土桥墟所在的乡叫南平乡，其实明清的乡名未必袭自秦汉县名，怎么能以此为据否定《水经注》、唐宋总志的记载呢？而20世纪60年代的《湖南通志》却偏偏不相信《水经注》和唐宋总志的记载，竟沿袭了光绪《湖南通志》的错误（参见谭其骧年7月25日在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考证地名时对照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地图是何等的重要。

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沿革地图是北宋建隆元年中税安礼的《地理指掌图》，一作《历代地理指掌图》，自帝喾至宋，绘图四十四幅，图甚粗略，但实为历史地图的草创。以前的历史地图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清末杨守敬等人编绘的《历史舆地图》，这可以说是一部总集大成之作，线装本有34册。始于春秋，止于明代，古今对照，朱墨套印。见于《左传》《战国策》和各正史地理志的地名，基本上都在图上有所反映。专家们称它是“历史地图绘制史上的里程碑”。

新中国成立后，又组织编绘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由谭其骧任主编，至年完成初稿，由地图出版社用中华地图学社的名义，分八册出版内部试行本。年以后又进行了修订，由地图出版社正式发行。图集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代，依时间顺序分编为八册，共有28个图组，幅地图，每幅图所标绘的城邑山川，少则数百，多则上千，总计全图集所列地名达七万个左右。它不仅包括历代帝王的统治范围，也包括了各少数民族政权和边疆政权的管辖区域，反映了中国疆域从来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地域的客观历史事实。它以政区为主，收集了全部可考的县和县级以上的单位，以及县以下的重要地名，又收录了主要的山岭、关津、长城、考古遗址等等。更重要的是该图集还通过详细的考订，基本上将我国有史以来的海陆水系变迁（包括海岸线、河流、湖泊的变迁）在图上显示出来，这是以往的历史地图集包括杨图在内所没有做到的。这部图的所有图幅都采用古今对照的方式。另外，还有一部由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是一部中型历史地图集，该图集包括从原始社会到鸦片战争前的有关地图，分上、下两册。上册于年出版，下册于年出版。

历史地图的最大优点就是叫人看了一目了然，而且，上下左右的关系都表示得清清楚楚。当然也有它的局限性，比如每个朝代一般都是一幅图，这就要取一个标准年代，无论政区的沿革变化，或河流的迁徙改道等，也只能按照标准年代画出当时的情况，名称反复更改的就无法反映出来，欲知其详还要查阅地名辞典或其他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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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史为乐

文章来源：《中国地名考证》，收入史为乐著《中国历史地理及地名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第-页）

文章转化：张星

本期主编：程亮

终校：周辰

审订：张星